说到那些重大的想法，你一旦碰到一个重大想法，其实你自己是知道的。
至于那一刻你的神经系统或者大脑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没法很准确地告诉你。
不过这么多年来，我们真正称得上重大的好点子，其实相对很少。
我不知道你觉得我们总共大概有过多少个，可能一整个职业生涯里，每个人也就二十五个左右吧，差不多。
如果你把 Berkshire Hathaway 里面最顶尖的十五笔挑出来，你们大多数人今天可能就不会坐在这儿了。
所以大概每两年一个？
对，大概一年一个，或者两年一个。
有时候也会一下子冒出来好几个，比如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四年那会儿。
但对我们来说，问题在于，现在所谓“大”，那是真的得很大。
我的意思是，规模得是几十亿美元。
这样才能对 Berkshire 产生比较明显的影响。
不过我要说的是，五十年前我翻那些 Moody's manuals 的时候，一旦看到一个重大点子，我自己是知道的。
我手里现在还留着大概六份那种报告的 Xeroxes，都是五十年前的，就因为当时太明显了——那些机会简直不可思议。
这种事隔一阵子还是会发生一次。
一九五一年一月底，我见到 Lorimer Davidson 的时候，他花了四五个小时给我讲 GEICO，我当时就知道，那是个重大点子。
八个月以后，可能十个月以后吧，我还在 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 上写了一篇文章，讲我最看好的那只证券。
那就是个重大点子。
我发现 Western Insurance Securities 的时候，我也知道那是个重大点子。
当然，我当时没法往里面投几百万美元，但我本来也没有几百万，所以这也没什么区别。
后来我们也见过这样的机会，而且如果我们的寿命算正常的话，在我们结束之前，应该还会再看到几个。
但我没法准确告诉你——我脑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会像亮起一块霓虹灯牌一样，告诉我：这就是个重大点子。
Charlie，你那边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有一套自己的办法。
我对真正重大点子的定义是：我有了一个想法，打电话给 Charlie，他只是说“不行”，而不是说“这是我听过最蠢的主意”。
但如果他只是说“不”，那这主意就已经相当厉害了。
你知道，在我们这种人生游戏里，关键就是当一个好点子很少出现、或者很少摆到你面前时，你得有能力把它认出来。
我觉得这一点，你得经过很长时间的准备。
老话怎么说来着？
机会只会降临到有准备的头脑。
我不觉得你能在两分钟之内教会别人怎么拥有一个有准备的头脑，但这就是这场游戏的本质。
不过，我们四十年前学到的东西，会帮助我们识别下一个重大的点子。
再说回机会成本，现在那本风靡全国的大一经济学教材，几乎第一页上就写着：所有聪明人都应该主要用机会成本来思考。
这显然是对的，但要基于机会成本来教商业，其实非常难。
教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就容易多了，你只要把数字输进去，然后就会出来——
对。
数字。
所以，人们教的是容易教的东西，而不是应该教的、正确的东西。
这让我想起 Einstein 一句很有名的话。
他说，凡事都应该尽可能简单，但不能再更简单了。
把这句话记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