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Warren。
你好，Charlie。
你好。
我是 Ken Martin。
我是 Dartmouth 的 Tuck School 的 MBA 学生。
我的问题是关于大学学费，以及学生债务余额不断上升这个问题。
过去，一些著名的慈善家创办了机构，这些机构现在已经成了我们国家很有名的研究型大学。
为什么在今天关于慈善的讨论里，创办新大学这件事没有占更大的比重呢？
高等教育增加新的供给，难道不至少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吗？
Charlie，这个你想来回答吗？
这方面你比我更算专家。
对，我觉得，如果你指望美国高等教育在效率上，尤其是财务效率上，有多高的表现，那你基本上是在白费力气。
嗯，我觉得他讲的也不只是这个，他说的也是要有更多慈善投入。
我说得对吧？
嗯，我想把灯再打回给他，让他说清楚。
对，是这样。
问题再说一遍是什么？
问题大概是，考虑到成本，也许是不是应该相对地把更多慈善资源投到这件事上。
不过呢，我在这个领域做的事情比 Warren 多得多，我也经常感到失望。但是垄断和官僚体系在任何地方都会带来某种有害影响，大学也不例外。
当然了，大学也是文明的光辉所在；如果人们想在这方面多捐一些，那我当然完全支持。
对，这——
你知道，其实你是可以选择很不错的州立大学的。
还有，呃，你知道，我们国家在教育上花了很多很多钱。
你看，如果只看——如果只看从 kindergarten 到十二年级，其实很有意思。
人们老是在这个国家谈所谓的 entitlements。
他们会说，我们有这么多给 Social Security 之类项目的 entitlements，太糟糕了。
但我们对年轻人其实也有 entitlements。
我们每年花六千亿美元，在公立学校里给五千万个从 kindergarten 到十二年级的孩子提供教育。
你想想看，这本身就是一种 entitlement。
好像从来没人提这个，但它的规模非常大。
而且很显然，我是相信这一点的。
但是你知道，一般来说，我觉得一个富裕社会里处在工作年龄的人，对年轻人和老年人都负有责任。
按照我们花出去的这些钱来看，如果我们的学校体系还有问题，那不是因为我们舍不得花钱。
你知道，造成这个情况的还有别的问题。
就我们投进去的钱来说，我们绝对算是排在最前面的。
不过我曾经当过一所大学的校董，眼看着它的捐赠基金从八百万美元涨到超过十亿美元，可我没看到学费降下来，也没看到学生人数增加。
除了教授的工资，别的什么都没涨。
对啊，从八百万美元到十亿美元。
我的意思是，那地方的管理者都是很正派、很体面的人，但当你去看那些大学校的捐赠基金数字时，你就会发现，其中有些真的已经大到惊人了，而管理这些捐赠基金的人，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让捐赠基金变得更大。
而且这种情况一直都会是这样。
人就是这么运作的。
Charlie，你对此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你见过的可不少。
我现在已经树了我承受得起的所有敌人了。
好吧。
这在过去可从来没让他们停下来过。
Andrew。